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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转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金融政策支持的关系

时间:2020-9-23 12:58:35  作者:  来源:  查看:0  评论:0
内容摘要: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与驱动力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种经济形态不同与往,在旧动能转换为新动能的过程中,其是重点也是力量源泉。其是一种拥有最快的发展速度、最活跃的创新能力、最大范围辐射的科技产业经济。新动能重点指凭借对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开发新的驱...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与驱动力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种经济形态不同与往,在旧动能转换为新动能的过程中,
其是重点也是力量源泉。其是一种拥有最快的发展速度、最活跃的创新能力、最大范
围辐射的科技产业经济。新动能重点指凭借对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开发新的驱动形
式、发展转型等手段,加上利用新科技改革而形成的新兴产业,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
新动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投入大量精力,推动新旧动力不断快速转换,使得
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短时间内形成,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促使传统产业完成转型
更新,将成为现阶段促使科技经济进步的关键动力。故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旧动能转换
为新动能的过程中,其是重点也是力量源泉。凭借战略性新兴产业,促使转型发展品
质与水平进一步提升,建立新型的产业竞争优势。一个地区,有着发达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那么就会更强。该产业实力,对于国家或地区今后的战略地位有决定的作用。

山东是我国开展新旧动能转换的试验地区,要积极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兵的作用。

(二)金融政策支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经济支持					

金融在横纵两个层面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站在横 向的角度,通常,产品要历经研发、试生产、大量生产这样的过程才会投入,而在所 有的环节中,最核心的就是技术研发,并且需要巨大的资金为其提供扶助;当顺利开 发了某种技术后,唯有将其制造出来,研发目的才得以切实的实现,而批量生产耗用 的资金会更庞大。但是,从我国来看,之所以很多科研项目没有顺利的向生产力转化, 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制约因素是资金。对企业来说,内源及外源融资这两种方式是其 获得资金的途径,新兴产业刚刚开始发展,没有较多的内部资金积累,因此企业重点 是凭借外源融资进行资金的筹措。故新兴产业发展期间,金融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用最短的时间使金融政策支持机制更加健全,为产业每一个步骤如科发、成果转化等 提供支持。站在纵向的角度,生命周期当中的各个时期,企业规模、数量、风险等都 是有差别的,故其融资架构及渠道亦有所不同,因此在新兴产业运行的完整生命周期 中,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为其资金来源保驾护航。最初的发展阶段,存在很高的风险, 然而也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易于吸引私募资金、风投资金等的目光;当其发展至成 熟期,因较为稳定,则商业银行等融资途径会对其更加关注。不仅如此,因战略性新 兴产业同时具备不确定性及新兴性的特征,导致其与商业金融部门间的信息是不对称 的,该类部门对较大的投资风险会有所顾虑,对该领域投资意愿较低,因此政策性金 融需将其引导的功能发挥出来,推动资金朝着高投入、资金回笼时间较长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流动。

当极为缺少资源时,效率是尽可能的发挥目前拥有的技术及资源的作用,经济学 家研究经济期间以其为主体架构而展开。在探索经济效率方面,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 金融支持效率,金融支持涵盖资金供给、配置及经济转化等阶段,利用各类途径,企 业取得用于生产运营的资金,以期凭借既定成本得到最多的产出,或当产出既定时耗 用最低的成本,从而更加优化的配置资源,并提高效率。动能转换期间,关于新兴产 业金融支持效率的界定,指的是演进期间其投入的金融资源,及产出具备的效率水平, 一方面是企业在生产上投入金融支持产生的资金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是生产经营推动 产出形成的经济转化效率。

M. J. Farell 1957 年通过《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阐明了金 融支持效率的说法,同时将其分为三个指标,即综合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

(PTE)、规模效率(SE)三个指标。TE 意指当投入既定时产出最多,亦或是产出既 定时投入的最少,代表了新兴产业在资源利用上产生的最佳效率;PTE 意指将规模因 素带来的影响排除后的效率,可将其效率水平切实体现出来;SE 意指受到规模因素制 约的效率水平,体现出当新兴产业规模变化时对产出水平的改变。

1987 Charnes[1]等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从而用定量评估了金融支持 效率情况。DEA 重点以相对效率为基础,并拓展形成的非参数效率分析模型,以往的 输入及输出形式是单向模式,经过拓展后,形成了多项的决策单元(DMU)效率评估。DEA 以线性规划手段为主,在几何空间里,将与 DMU 相关联的投入及产出进行投影, 从而将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大的生产前沿面展现出来,同时基于此使得另外一些 DMU于此该前沿面投影,通过比较的方式,计算出 DMU 相对效率。这种评估当中,设定 相对重要程度的权重是最为关键的,DEA 权重来自于数据形成的投、产权重占比,不 仅如此,DEA 法无需预先将指标体系内所有指标函数式进行设定,防止产生过为主观 的结果,确保评测结果是真实可靠的。凭借 DEA 不但能对决策单元是否有效展开评 价,而且可以评估其非有效性,同时以此为根据提议如何去调整。

1966 Vernon[2]首次提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此后经过国内外研究者对该理论进 行了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例如:1988 Kazan[3]认为生命周期包含的过程有四个,即 定义与发展、商品化、壮大、稳定等过程,在其看来,对于任何时期产生的具体问题, 企业加以处理时,都是改革其自身并得到创新发展;余国[4]2011 年在阐述了中小企 业的发展历经初创、学习和稳定、快速进步、成熟等四个阶段;2017 年刘东皇、 林 新波、李耀华[5]认为,企业生命周期重点涵盖了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较之一般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着不同的生命周期,从宏观层面看,其生命周
期包含了培育发展时期和升级时期。战略性与新兴性是其重要的特点,在种子期和成
长期,新兴性比较明显,伴随产业的日益进步,彰显出战略性特征,而新兴性缓慢消
退,产业一点点进入衰退期。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是没有衰退的,企业凭借对
科技的创新,推动产业更新,将衰退产业转变成新兴产业,再次开启生命周期,故其

周期被划分成培育发展时期与升级时期。

20 世纪 70 年代新公共行政时代的到来促成公共政策科学的产生,为政策工具 的研究提供了学科基础。政策实施问题的日益复杂以及人们对政策失灵与政策工具相 关的认识,催生了人们对政策工具的研究。西方对福利国家失败和政府工作低效的检 讨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使政策工具日益受到关注。可以说,政策工 具是随着政策执行难度和复杂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政策执行方法和手段要求提高而逐 渐受到青睐的。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工具理论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关于政策 工具研究的三本代表性著作:

一是 C. Hood 主编的《政府工具》,在这一著作中提出“政策执行”分为四种途 径——自上而下途径、自下而上途径、政策/行动连续途径、工具选择途径。

二是 B.Guy PetersFrans K. M. van Nispen 主编的《公共政策工具——公共管理 工具评价》,在这一著作中提出的主要内容是“政策工具及对公共选择有效性的影响”。 该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欧洲大陆及北美政策工具研究的成果。

三是 Salamon 主编的《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这是关于政策工具研究的新著, 其指出政府工具分析框架包括三个方面:工具理论、选择理论、运行理论。这时期的 政策工具研究的主题是如何通过政策工具的创新和优化来改善公共管理实践,如此一 来,政策工具研究与行政体制改革和某领域的公共管理的联系更加密切。

在当前新旧动能转换时期,战略新兴产业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支撑性产业其发展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帮助。而如何实现金融政策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有效支持 则需要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因此,政策工具理论成为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战略新兴 产业获得金融政策扶持的重要理论支持。根据政策工具理论在财政金融领域的应用可 知,财政、金融 (货币) 政策对于调整经济周期、创造就业及调整消费发挥着重要作 用。其中,财政政策工具包括收入政策工具和支出政策工具。收入政策工具主要是税 收,包括增税、减税和调整税率等。支出政策工具包括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不同的 财政金融工具具有不同特征,发挥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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