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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效率相关研究

时间:2020-6-6 6:29:41  作者:  来源:  查看:0  评论:0
内容摘要:一、创新阶段的划分    创新型企业中整个研发项目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开发研究、生产制造和销售,从价值链的视角来看,开发研究、生产制造和销售可具体定义为知识创新阶段和技术成果转化阶段(Hansen & Birkinshaw,2007;...

一、创新阶段的划分

    创新型企业中整个研发项目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开发研究、生产 制造和销售,从价值链的视角来看,开发研究、生产制造和销售可具体定义为知

识创新阶段和技术成果转化阶段(Hansen & Birkinshaw,2007;Roper .,2008)[910]

    技术创新过程的第一阶段:知识创新阶段。此阶段包括基础、应用研究,设 计开发和项目确认,形式包括内部、外部研发和合作研发,该阶段的有效成功进 行离不开以下三方面的要素:首先,此阶段处于试验、研究期,需要投入大量资 金保障其顺利推进,但获取的收益几乎等于零。其次,对潜在的市场需求和新技 术的潜在价值有清楚明晰的了解和认识。因为此阶段投入大量资金,但并不能获 得收益的特点,在投入资金前对企业的创新能力、研发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创新 技术的顺利应用及创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等进行准确评价与预估是非常有必要 的,这与未来可能获得的高额投资收益息息相关。最后,企业研发团队也是关键 性要素之一,其中,研发团队中研发人员的知识储备、学习更新能力、素质水平、 创新动力等都是此阶段成功的重要因素。

    技术创新过程的第二阶段:技术成果转化阶段。该阶段是把知识创新阶段产 生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能够进行批量生产的创新产品以及把创新产品推向市 场,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阶段。该阶段需要“技术看门人”在创新型企业内发挥作 用,使研发工作更顺利、有效果,而且能更加有效果地利用外部意见和较高的技 术,在把创新产品打入市场,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过程中,需要“市场看门人”来 关注市场变化,清楚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明确定位消费人群。此阶段的顺利推进 仍然离不开三方面的要素。首先,在把研发的新技术应用到新工艺,生产出创新 产品,然后推广到市场的过程中仍需大量资金的支持,此时的回报不再是零,投 资回报率呈现出由负变正上升的趋势,随着创新产品在市场上销量不断增加,投 资回报率将持续上升。其次,要确保生产部门与研发部门的合作,确定创新技术 用于批量生产创新产品的可行性,保证在市场中销售的创新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与 试验阶段一致。最后,创新产品扩散时要早于竞争对****占市场份额,刺激市场 需求,吸引消费者,营销策略和能力也非常重要。

二、 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 宏观层面主要包括各个国家或者地区间企业创新效率的计算和比较。白俊红和卞元超(2016) 依据中国的省份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了创新效率的下降,要素市场扭曲消除后,创新效率分别提高了 20.55%10.46%程慧平等(2015)[12]研究了中国的 30 个省份,时间跨度为 2001-2010 年,使用SFA 方法,对各省份的 R&D 创新与转化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研发创新效率为 0.532,转化效率仅为 0,197,各省份的转化效率和创新效率基本保持不变, 中国整体效率低下,未来的重点应放在中西部地区。肖仁桥等(2014) 以价值 链为视角,利用中国省际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1-2010 年,使 用关联型网络 DEA 模型测算了创新效率, 研究表明:在考察期内整体效率均值 为 0.412,虽有所提升,但发展潜力仍然非常大。傅晓霞(2011)[14]运用了 SFADEA 等方法,以 1996-2005 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计算和评价 了其研发效率。

    从中观层面来看,创新效率会受到政府行为等因素的影响。“控制人缺位” 导致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的不匹配、国有企业中高管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各个所有制企业间的差距不断变小。此外,由于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并且创新产品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的特征,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极大,此时政府要适当地进行干预,财税政策是政府推动企业创新的有力手段和工具,理应引起学术界关注。张俊瑞等(2016) 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法发现,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效率会因政府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而显著提高。李政和杨思莹(2018) 利用面板联立方程和逐步回归方法,对财政分权是否会对区域创新效率有影响进行了 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于区域创新效率的快速提高有显著影响,但同 时制了政府创新偏好,从而导致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够充分,使得创新效率发生 损失。 都会导致创新效率下降(董晓庆等,2014;吴延兵,2012) 。陈元志和朱瑞博(2018)的研究样本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时间跨度为2009-2015 年,使用 CRS 径向的 DEA 模型、Bootstrap 纠偏等多种方法,对比了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考察期间创新效率一直在提升,并且 [20]从微观层面来看,研究公司治理的较多。一方面,黄新建等(2014) 以 2008-2010 年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年龄与研发投资效率呈显著负相 关关系,高管持股和高管任期与研发投资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李追阳和余明桂(2018) 研究发现,在“双重管制”的基础上,高管政治晋升偏好的上升和

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可能是影响创新的背后机制。另一方面,股权集中度较高的

企业,大股东会发挥较大的监督作用,能较好的控制内部管理层的短视行为,但

大股东的一股独大可能存在谋取控制权私利的风险,而较好的股权制衡对于企业

[22]的内部治理结构是有利的,进而会提升创新效率。朱德胜和周晓珮(2016) 选

取的研究样本为 2010 年之前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基于其 2010-2013 年的数据, 研究发现企业股权制衡度越高,创新效率越高,而高管持股比例和创新效率之间 呈非线性关系,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断变化时,高管持股与股权制衡对创新 效率的影响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 

三、创新效率的测度方法

    创新效率的评价方法主要是前沿分析法,其基本原理为,依据观测的投入与 产出变量,来确定可能的投入产出边界,而真实的投入产出在生产前沿面上,效 率值就是生产前沿面与某一点的真实观测值,所以效率值是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

    前沿分析法包括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依据为是否估计了生产函数中的参数, 前者运用的计算方法主要为极大似然估计法或者最小二乘法。参数法要先确定或 自行构造一个明确的函数形式,然后根据该函数形式计算各参数,再测度效率值, 包括厚前沿分布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和自由分布法;非参数法要构造一个涉及各 种生产方式的最小生产可能性集合,主要依据实际的投入和产出来进行构造,其 有效性指的是以最小的投入生产一定的产出或者以一定的投入生产最大产出,包 括无边界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DEA)。

四、 创新效率的研究现状

关于创新效率的研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行业或区域的企业创新效率; 第二类是关于所有制类型不同的各企业创新效率,当前的研究主要对比了国有企 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并未有统一的结论。

    对于第一类来说,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多。因为多项创新政策的提出及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的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有充足的创新动力去进行自主创新

行为,其也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加上创新政策的倾斜,在投入较高的情况下测度创新效率用来检验产出的情况非常有意义,所以国内关于此类研究较多。从区域层面来看,主要研究某一区域不同年度企业创新效率的变化或者对比各个区域的企业创新效率。吴忠涛等(2018)[24]所采用的的方法为 DEA 指数模型和主成分分析相结合,研究发现,创新型中小企业及大型企业在 2013-2015 年间创

[25]新效率都在下降,前者下降速度更快。陈莹文等(2018) 以技术创新过程的技术开发和经济转化为视角,使用两阶段 DEA 模型测度了创新效率,研究发现整

体创新效率值比较低,经济转化效率要低于技术开发效率,各地区发展差异比较大。庞瑞芝等(2012) 使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企业创新效率,研究发现整体创新效率值偏低并呈“倒 N”形趋势下降,原因在于创新产出是用创新产品的销售收入作为度量指标的,创新型企业的创新产品由于技术还不完善,还不成熟,

可能转化为可销售产品的比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整体效率值偏低。窦超等(2018)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出发,利用加法分解两阶段 DEA 模型,评价了中小企业知

创新阶段和经济产出阶段的创新效率,发现,全部行业的转化效率普遍低于研

发效率,两个阶段的效率相差比较大的为信息技术行业,医药生物行业是不显著的,东部地区研发和转化效率呈“高低”现象,中部地区呈“低高”现象,西部

地区呈“低低”现象。苏屹等(2012) 也把技术创新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研

究了中国 26 个省的高新技术企业,使用了改进的数据包络方法并且考虑了两阶 段的时滞效应,发现大部分企业相比技术成果的市场化来说,对技术创新更加关 注,也就是说过度关注了中间成果的产出,而忽视了商品化阶段。

    20 世纪末的国有企业处于改革低谷期,此时间段的大量研究一致认为非国企创新效率要高于国企(Jeffersond 等,2003) 。刘小玄(2000) 的分析方法主要为生产函数模型和 OLS 计量方法,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效率值最高,三 资企业、股份和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效率值依次降低,国企最低,即便国企的 规模要大于民营企业,但前者的规模优势被后者的效率优势抵消掉了。姚洋等

[31]
(2001) 对刘小玄的研究进行了深化,研究了比其更大的样本量,系统地区分

了外商投资,发现国企的创新效率低于非国企,并且技术创新效率随着企业规模

的增大而增大。虽然有很多学者利用了 2000 年之后的数据进行研究,仍有大量

结论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周黎安等,2005;吴[16 32 33]

延兵,20072012) , , ,但也开始出现大量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的优势非常明[34] [35]

显,其创新效率可能要高于非国企(聂辉华等,2008) 。徐晓萍等(2017)

以市场竞争为视角,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市场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呈现倒 U 型,这种关系相比国企来说,在民营

企业中更加陡峭。在市场活动竞争较激烈时,民营企业会更加积极主动进行创新,

但国企则非常保守,在竞争度较低的环境中,国企的创新弱势主要来源于经理人

[36]观,在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中,其主要来源于政治观。李政和陆寅宏(2014)

认为国企并不是本来就缺乏创新动力,经研究表明,在相关体制得到完善后,其 创新效率便可以高速提升,创新动力快速增强,在其进一步分析中发现,在制造 业这个行业中,民营企业的创新水平比国企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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