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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研究

时间:2017-7-19 14:44:38  作者:  来源:  查看: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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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劳动者的地位不断提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收入分配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效率工资理论、分享工资理论、人力资本工资理论、博弈工资决定论和知识资本工资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企业的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雇用劳动者的努力程度,而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又取决于所能获得报酬的高低。因此,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利润的提高。Thaler1989)将效率工资理论细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逆向选择模型、人事变动模型、投机偷懒模型和公平工资模型。 逆向选择模型(Stiglitz, 1976; Weiss, 1980)认为,员工与雇主之间对于员工的人力成本存在信息不对称,雇主没有办法不花费成本了解员工的真实能力,或者说雇主想要充分发挥员工的真实能力需要相应的成本支出,而这种支出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而通过逆向选择机制,雇员的平均能力会随着工资的提升而提升,从而实现自然的优胜劣汰。

人事变动模型(Stiglitz, 1974; Salop, 1979)认为,刚刚入职的员工对于新工作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和熟练过程,工作能力无法充分发挥,会拖累整体的工作效率,企业因此倾向于通过支付高于市场价格的工资来降低公司的人员流动率,从而避免因员工频繁流动产生的各类摩擦成本。 投机偷懒模型(Shapiro Stiglitz,  1984)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员工的努力程度是很难监督和计量的,也可以理解为监督的成本非常高或者可操作性非常差。因此,雇主支付高于市场价格的工资时,员工偷懒被发现的机会成本也会相应提高,有助于减低员工偷懒的主观意愿。 公平工资模型(Solow, 1979; Akerlof, 1982)的假设前提是如果员工认为自己获得的报酬是公平的,就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反之,不公平的待遇会降低员工的努力程度。在这一假设下,公司有动力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这一模型也可以用来解释行业利润越高,员工工资也越高的现象。

马丁・魏茨曼提出了著名的分享工资理论。他认为,在传统工资制度中,工人的工资同企业的经济活动无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弊病所在。工资固定意味着厂商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成本固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厂商应对市场总需求的变化的第一反应总是调整产品的生产数量,而不是调整产品价格。原因在于产品价格一般是根据生产成本一定的利润加成比例确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利润率水平的稳定,产品价格也就不能变动。而一旦市场需求出现收缩,厂商只能通过减少产品产量的方式进行应对,从而导致工人失业。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魏茨曼建议进行工资制度改革,并提出了分享工资制度的概念。强调分享制度的核心是“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例如厂商收入或利润)相联系。”这样一来,劳动者和企业家在劳动市场上达成的合约就不再是按照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支付的固定工资,而是双方在企业收入和利润中各占多少分享比例的协议。劳动者的工资可以完全取决于企业的业绩;也可以由有保障的工资和收入利润分享基金两部分构成。当下大多数实际运行中的分享工资制度,都是把以工作时长作为基础的保障工资和某种形式的利润分享结合起来。“分享”部分通常在年终由公司管理部门以奖金的方式进行发放。此外,还可以通过员工持股计划使得劳动者未来以股票红利的方式享有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 人力资本工资理论由贝克尔提出,主要研究人力资本的内容、形成、以及收入效应。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是附着在劳动者个体之上的一种资本,由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劳动技能、身体状况等共同构成,即“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数量和质量形式表示的资本。”劳动者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期望在未来获得回报的初始费用,相应的,劳动者可以看作是“出租”给企业主的一组技能的整合,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而获得的知识和职业技能作为一种生产资本储备。对于教育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可以分为学校教育投资和在职教育投资两类。在职教育投资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取决于培训产生的收益与培训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异。企业等组织应在综合考虑了雇员培训产生的收益和成本之后来确定雇员培训以后的工资。

明赛尔在 1958 年提出了最早的教育模型,分析了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他认为,教育需求与受教育之后的工资水平是正相关的,工资作为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会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教育投资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存在边际收益率递减的趋势,劳动者最佳的受教育年限应该符合教育投资收益率与利率相等的条件。  

贝克尔在 1964 年提出了最早的在职培训模型,分析了雇主企业和接受培训的劳动者在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中的投资行为。贝克尔认为,劳动者通过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在受训企业工作的边际生产率,而且一旦离职进入其他企业,也可以提高其他企业的边际生产率。所以通常情况下,一般培训的费用需要劳动者自己承担。而劳动者愿意承担这笔费用的原因在于,接受培训之后,其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会增加,从而提高工资水平。而特殊培训的费用则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的。原因在于,劳动者占用工作时间进行学习培训,劳动时间减少,得到的工资会高于个人的边际产品,超出的部分由企业承担;而培训结束后,为弥补培训期间的劳动损失以及培训本身的成本,企业为受训之后的劳动者提供的工资也可能低于其个人的边际产品。

人力资本工资理论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解释了不同行业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首先,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为工资水平提升提供了可能。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往往会根据劳动者的有效劳动时间支付工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劳动者,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相应突出,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就大。当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大于边际成本时,雇主企业对于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需求会增加,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工资也会相应增加。其次,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属于相对稀缺的资源,具有一定的定价谈判权,一旦企业没有给予与其劳动生产率相匹配的工资,劳动者就可以离开所在企业选择其他的企业就职,从而给所在企业造成损失。为了留住相对稀缺的人力资源,企业会提供较高的工资水平。再次,劳动者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应该在未来的工资中得到补偿。如果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之后的工资不足以弥补投资成本,则劳动者不会选择投资。这样会造成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供给减少,从而仍将推动工资水平提升,使得劳动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得到补偿。

博弈即一些个人、团队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工资决定论认为劳动市场中的工资决定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过程。企业主、劳动者、工会等个人或组织均可以独立决策且独立承担结果,因而都构成了博弈的基本要素。在针对劳动者工资确定的博弈过程中,每个博弈方可以作出不止一次选择,其中存在次序问题。对应于各博弈方的每一组可能决策选择,都存在一个博弈结果显示每一个博弈方在对应策略组合下的收益和损失。根据决策时间、次序和策略的不同,针对劳动者工资的博弈可分为完全且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工会与厂商动态博弈、效率工资条件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工资信号博弈等不同情况。

知识资本工资理论认为,在传统的工业经济社会里,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归物质资本的所有者所拥有,因此需要遵循的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委托权安排,劳动者的工资处于财产分配序列的末端。而进入当今知识型经济社会,与之前的工业经济社会相区别,将遵循劳动雇佣资本的委托权安排。原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知识型企业中,最重要的公司职能是创新,创新者通过雇佣管理者而实现经营者与管理者的分离。这样,传统企业的三类参与者:生产者、经营者、所有者转变为知识型企业的四类参与者:生产者、创新者、管理者和所有者。第二,在知识型企业里,知识资本的重要性超过了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劳动主要体现为创新性的脑力劳动,劳动雇佣资本取代了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成为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创新者取代资本所有者成为委托人,和管理者一起分享企业剩余;而资本所有者成为债权人,获取相对固定的投资收益;生产者负责生产,获得固定的工资报酬。知识经济改变了产业利润的分配规律。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企业利润的多少取决于所在市场的竞争格局,以及企业对于上下游的议价能力。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掌握关键技术的公司将获取整条产业链中最高的附加值,而具体的生产、分销等低附加值工作都可以交给产业链上的其他公司。这意味着教育与研发等无形资本的价值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有形资本的增长速度。知识资本工资理论的基本分配方式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劳动者就业的起点、方向和收入由其知识结构决定;二是公司核心业务线的知识型员工与支持部门员工的报酬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差距;三是员工收入根据个人能力进行分配,用能力工资代替职务工资;四是雇员可以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来分享公司成长过程中的红利和股权升值收益。   

对于收入分配理论的其他研究还包括社会稳定性、政治经济、教育——生育决策、国内市场规模等方面。 对于社会稳定性机制的研究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经济活动往往会脱离正常的市场轨道,转而进行地下寻租。而设租寻租的存在,一方面恶化了政治和法律环境,无法保障生产厂商的利益;另一方面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甚至可能直接中断正常的市场活动。还有研究认为,政治不稳定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治动乱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

收入分配中的政治经济机制核心理念包括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经济均衡主要研究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政治均衡中,社会税率为中间投票人所偏好的税率,由于不同收入分配格局下,中间投票人的收入状况不同,对于税率的偏好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率。

教育——生育决策理论认为,富裕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比较高,而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低,人力资本高的父母抚养孩子的教育成本大,对孩子数量需求小;而人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孩子的教育成本小,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大。一个经济体中如果穷人占比高,则人力资本投资低,人口出生率高。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与出生率正相关,与经济增速和人力资本投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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