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职称论文

巴塞尔委员会对于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借鉴意义

时间:2017-5-29 17:06:38  作者:  来源:  查看: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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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银行业监管规范的制定者,巴塞尔委员会的专业性值得尊重。通过长期专业监管实践,巴塞尔委员会为全球银行业的发展确立了监管准则,并且其能够较为及时的对相应的监管原则进行调整,基本反映了国际银行业在公司治理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这些领域基本反映了近 20 年间,国际银行业公司治理领域的主要变化,而这些内容也成为当前各国在银行业发展中亟需做出调整的方面。对于巴塞尔委员会在公司治理领域监管原则的变化调整,要全面看待具体内容及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充分吸收监管原则中的重要内容,同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和调整。对于我国银行业而言,强化风险管理等六项重要的监管趋势,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落实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全过程之中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来自于银行董事会和高管层的重视。无论是在组织架构的设置上,还是在全面风险理念的宣传上都发生了巨大而且积极的改变。这些内容反映出风险管理作为当代银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中国银行业发展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相比巴塞尔委员会公司治理文件中对于风险管理的要求,我国的银行业实践还尚存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在组织架构上,尚未能够将首席风险官的职能分工进行明确。在目前的中国银行业实践中,除个别银行外,大多数银行并没单独设置首席风险官这一职位,不少银行在组织架构设置上采用了分管风险工作的副行长兼任首席风险官的模式。反映出在整个银行组织架构中,风险管理的管理层级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一管理模式之中,从形式上看,通过兼任的方式似乎提升了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但是在实际工作的效果上,影响了风险管理工作的独立性,矮化了风险管理在银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其与一般的业务发展等管理工作等量齐观。设置首席风险官的初衷就在于,实现首席风险官可以直接向董事长汇报,从而保证信息传导的充分性和及时性。    

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导向和风险偏好在商业银行内部的传导。目前,我国的主要商业银行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已经初步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全面风险管理的政策框架。但是风险管理在形式上的齐备性,并不意味着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对于全面风险管理的强化风险管理方面,需要提升其在银行内的重视程度,并完善其工作效果,着力提升全面风险管理导向在全行业务发展中的先导地位,将董事会确立的风险偏好完完全全地贯彻到商业银行的具体经营行为之中。我国的商业银行近年来加大了风险管理力度。但是,根据监管原则的要求,风险管理的全过程监控和全空间覆盖是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未来的经营实践中,对于风险偏好的传导是下一阶段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有关风险管理的要求进行落实的具体体现。

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巴塞尔委员会在银行公司治理的相关指引的修订过程中,始终将公司治理相关人员的专业性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商业银行业务复杂性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一种体现。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相关的人才队伍建设也逐渐得到加强,但是从整体上,重点领域的人才储备仍显不足,而且在人才流动性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制约因素,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会在中长期影响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相关领域工作的有效开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董事会成员专业履职能力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股权董事的专业化程度。目前,由于我国尚未形成一个公开的、流动性较好的股权董事市场,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成员的选择中,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一点在大型商业银行的股权董事方面显得尤为明显。缺乏相应的职业履历和专业知识储备,部分股权董事难以在银行管理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专业意见,进而影响了董事会在公司治理领域的作用发挥。   

 二是独立董事来源范围应拓宽。作为董事会中体现中小股东利益诉求的代言人,独立董事制度在引入我国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格局时,其在制衡大股东利益等方面的作用被各界期待。目前,我国的独立董事的来源中,来自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独立董事占比较高。未来独立董事制度的改革应拓宽人员来源范围,引入包括其他上市公司的前任或现任高管等具有公司治理和实际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加入独立董事的队伍。    

三是改革独立董事的选聘制度。具有专业相关背景的专家学者成为独立董事,其在专业领域的知识结构和科研成果,将会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银行经营、风险控制等方面提供重要的支持。但是,从这个方面来看,独立董事的作用更像是政策咨询顾问,而对于独立董事的本职工作——为中小股东代言、制衡大股东等方面的工作,却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其根源在于,独立董事的聘任、薪酬发放均和所服务的机构直接相关,从利益连接的角度来看,其距离大股东和董事会更加接近,而和中小股东距离较远。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董事的履职程度更多是依赖其自身的道德要求,而不是进行利益切割的制度设计。未来应改革现行的独立董事选用聘任制度,将其利益与大股东进行有效剥离,将中小股东纳入到独立董事的选聘流程之中,使得独立董事能够对中小股东利益负责。

三、加强组织架构的完善    

组织架构的复杂化方面,需要合理确定管理的边界。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综合化和国际化经营的发展,组织架构的复杂化已经成为一大重要特点。但是,在实际的管控过程中,对于不同属性的分支机构,如何更加合理、合规地划分管理边界,成为今后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实践中,简单依照管控分行的方式,对新设立的跨国、跨业分支机构进行管理,不仅效果会有折扣,而且也面临着合规和法律方面的限制性要求。    我国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与现代商业银行倡导的“扁平化”组织架构具有较大差距。我国的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通常和行政区划相配套,并且逐渐形成了总行、省分行、市分行、县支行、支行网点的五级组织架构。多层次的组织架构形成了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随着代理链条的不断延伸,委托代理的成本逐渐加大,最终利益目标聚焦程度逐渐下降。    

而目前,我国国内不少银行开始尝试采取事业部的模式,来对现有的业务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力图打破原有的地区分布架构,实现以业务为导向,而不是局限于地区的业务发展模式。事业部模式中强化了总行对于业务的控制程度,极大降低了分支机构在业务开展方面的话语权,进一步确立了总行的权威,减少了委托代理的层级,提升了业务的效率,加快了市场响应速度,节省了巨大的内部沟通成本。但是这种事业部模式的推进在中国也遭遇到了“水土不服”,即在于在分支机构和事业部并存的前提下,业务和客户界限模糊,利益分成不均,客户争夺现象时有出现,使得原本以提升业务效率为目标的组织架构改革,反而降低了组织内的运行效率。从这一方面来看,组织架构的进一步优化和改革,对于中国商业银行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

四、优化内部激励约束机制    

薪酬激励机制方面,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激励不足和过度激励并存的现实。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经营更加稳健。因而体现在激励机制上,更趋保守和平均主义。无论是对于高管层,还是普通员工,激励水平相对较低,薪酬水平与业绩挂钩的程度较为有限。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投行业务、金融市场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新兴业务的快速发展,在新兴领域却又存在过度激励的问题。如何平衡好薪酬激励机制中的各种关系,在有效调动参与者积极性的同时,防止出现激励过度的问题。    

对于身处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而言,吸引优秀的高层管理者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相应的薪酬水平应该能够反映市场状况,并且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处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而言,大型国有控股银行面临的市场竞争形势是更为激烈的。处于一个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之中,对于高层管理者的薪酬激励模式却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市场化特点。大型国有控股银行高管层的薪酬激励水平,与银行业其他同业相比,具有较大差距。    

作为一个衡量指标,高管层中薪酬水平前三位的人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 2014 年上市银行高管层薪酬情况为例,可以发现我国大型国有控股银行高管层收入与其他上市银行高管层,存在较大差距。通过查询 wind 数据库,2014 年前三名高管层人均收入排名方面,排名最高的为平安银行,人均新酬水平达到了 752万元;排名最后的为农业银行,人均薪酬水平为 98 万元。前者为后者的近 8 倍。上市银行前三名高管人均薪酬的平均水平为 279 万元。五家大型国有控股银行的数据均低于这一平均值。其中仅有中行数据为 264 万元相对较高,接近平均水平。而工行、建行、农行则排名分列排名的后三位。通过数据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大型国有控股银行的高管层与可比同行,存在着较大的薪酬差距。

五、强化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和透明化管理方面,应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对于监督银行公司治理行为的作用。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信息披露的范围和时效性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得部分重要决策的过程未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公开,无论是对于投资者而言,还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其负面影响都极为明显。而信息披露相关工作的推进,不仅需要商业银行加强主动披露的自觉性,而且外部的相关监管机构,包括央行、银监会、股票交易所等都应加大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商业银行信息透明化。

六、从国情出发有针对性地强化相关内容    

巴塞尔委员会在制定银行业公司治理领域的监管原则方面,一定需要考虑到各国社会经济以及银行业的发展情况,因而其所体现的要求也就是在该领域的一些基本要求,更为宏观和原则性。在应用于各国的具体环境时,仍需进行“本地化”改造,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来制定本国的监管原则并执行,以期更好地适应各国的银行业发展情况。    

巴塞尔委员会在调整银行业公司治理监管原则的相关内容时,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坚持,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些原则的适用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是有些需要倡导的监管原则在实践中已经被普遍接受,成为基本的共识,因而没有继续保留。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关于银行业发展外部环境重要性的相关内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一个与发达国家较为重要的区别,就是银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尽相同。而这些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有关银行公司治理原则执行的有效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较为成熟的外部环境,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具有更多的变化性,这些因素加大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   

 商业银行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模式和效果会对外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而反过来,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也同样受到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只有超越商业银行自身的内部组织架构,将其放到外部环境的大背景之下,才能从整体上提升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效果。正是伴随对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的认识不断深化,外部环境在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正在被越发重视。1999 年的第一版中,就强调了除了商业银行自身和银行业监管者以外的四类外部主体的影响。包括政府、证券相关机构(包括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审计机构和银行业行业组织。但是 2014 年的征求意见稿中没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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